绿色金融：低碳转型“新宠”

1938年，英国蒸汽工程师卡伦德发表了全球147个气象站的直接观测数据，并揭示：自1880年以来，CO2浓度增加导致地球每年以0.005°C的速度变暖。其后，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用大量的数据证明，气候变化确实存在。如今，气候变化已逐渐演变为气候挑战。

近日，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，应对气候挑战、加速绿色低碳发展，已成为全球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。而对于石化、化工等高碳产业来说，经济手段——绿色金融作为一种较新的减碳工具，其发挥的效用将越来越大。

国内外发展形势转变 传统干预恐“有心无力”

2020年，我国正式提出“双碳”目标，绿色低碳转型正式开启。

“相关研究表明，‘双碳’目标对我们国家来讲，意味着过去40年走的是一条经济增长和碳排放高度挂钩的发展之路，未来可能要转变为经济增长和碳排放脱钩之路，一直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的经济要实现1至2倍的增长。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就是绿色低碳转型。”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志青如是说。

李志青进一步补充道，国际社会围绕绿色低碳转型，从贸易规则、经济金融底层逻辑、财务逻辑、会计逻辑等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最具代表性的是需要企业披露环境和碳排放信息。这意味着，未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或与国际社会打交道过程中，不仅要讲清楚所面临的外部气候环境，更要讲清楚对企业内部的影响，即双重影响机制。这些规定不仅会对企业产生影响，也会波及其供应链。

多位业界专家表示，国际绿色壁垒还可能进一步收紧。据中华环保联合会常务理事林辉介绍，除欧盟外，英国也推出了碳边境调节机制，日本正在立法中。

“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，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，恐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尤其是在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中，政府财税更多的是起到引导作用。”李志青表示。

转型存在资金缺口 市场问题要由市场解决

大量研究机构对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进行了成本测算，对投资量级的预测基本一致。以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的计算为例，假定我国到2050年实现绿色低碳发展，约需要487万亿元投资。李志青分析指出，按此计算，我国每年为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投入的资金将在10万亿到20万亿元之间。如此大的量级，可以想见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确实存在资金缺口。

为有效缓解资金压力，我国于2016年发布《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，支持清洁、绿色产业发展。今年，我国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将绿色金融的支持范围拓展到也支持石化、化工等高碳产业发展。

林辉认为，经济手段在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。

李志青持相同意见。他表示，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绿色金融，其本质是要借助市场机制来解决市场自身存在的问题。在发展机制调整的过程中，经济手段将很好地解决资源短缺和风险防控两个问题。

“绿”不等同于“绿色” 以绿色金融为契机建立“绿资产”

“未来需要打造一类新的资产形态。”李志青提出一种新概念，即绿资产：“之所以以‘绿’命名，是要和绿色区别开。在绿资产的定义中，不分清洁、不清洁，或者高碳、低碳。只要能够在环境保护、应对气候变化、资源节约利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资产，都是绿资产。”

在这样的概念下，绿资产大致分为3类。一是排放权类，即排放权市场上的绿资产。二是减排类，指可将高碳水平变为低碳水平的技术、设施设备、产品、工具，也包括ESG软环境制度建设。三是传统零排类，包括环保节能、清洁能源、新能源汽车、锂电池等产业。据了解，目前这3类绿资产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。

李志青建议，绿色金融是支撑绿色低碳转型的基础和底座，石化、化工行业要加速“拥抱”绿色金融，抓紧建立绿资产。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，绿色金融不仅能在风险管理、供应链管理、产品价值实现、气候、投融资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效用，还能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支持高碳产业转型以及碳金融和ESG金融的发展。

对于石化、化工行业可重点关注的发展方向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共政策学者杨尚宝提出，要加强资源综合利用。“企业可根据自己的特点、长处和需要，来推动能源、水等资源的综合利用，也包括新能源、新材料的开发及应用。”杨尚宝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