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应气候的“碳”息 ——与托普索公司美国总裁亨利·拉斯穆森一席谈

中国诗人李白在写下“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”的千古名句时，很难知晓1300多年后的苍穹下，会有10万余只钢铁“大鹏”日夜起降。他更难以料到，这豪迈诗句化为现实的代价，是每年排放超过10亿吨的巨量二氧化碳——这或许会让他笔下瑰丽的风景湮灭在日益变暖的气候里。

1300多年后的2024年秋天，托普索公司美国总裁亨利·拉斯穆森怀揣着减碳的愿景，从太平洋彼岸飞到李白的故土，感受着大洋两岸气候“碳”息的共振，在与《中国化工报》记者畅谈绿色能源发展前景时说：“我们呼吸在同一片天空下，发展清洁能源需要凝聚所有人的智慧和努力。”

中美欧的奔跑：目标明确，赛道各异

在全球持续变暖、极端天气频发等气候问题面前，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纷纷聚焦航空、化工等重点行业，部署碳减排的计划。然而，虽然欧洲、中国、美国等向着同一个目标奔跑，但却并不总在同一条赛道。

亨利认为，欧洲的目标感很强。以可持续航空燃料（SAF）为例，欧盟为此设定了清晰的节点，要求“2025年起，所有从欧盟机场起飞的航班，无论其目的地是在欧盟内部还是外部，都必须使用2% SAF与传统航煤混合的燃料，到2030年添加比例需达6%，到2035年该比例需达20%，到2050年需达70%”。

“欧洲政府会给予企业一个明确的降碳目标，通过碳定价、碳排放等交易体系控制碳排放。”亨利总结道，而在美国，政府似乎更希望用美元营造脱碳氛围。

亨利告诉记者，在美国，发展脱碳会得到巨额补贴，且补贴强度与脱碳强度挂钩。《通胀削减法案》（IRA）对绿色产业的税收抵免接近4000亿美元。企业家自然明白，如何选择才能有钱拿。然而目前，更多企业依然选择观望，看谁会是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。

“其实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很多SAF产能，但由于缺少应用端的配套政策，很难在短时间内将项目全部建成投产。”分析原因，亨利直言不讳，“不过我相信营造一个鼓励投资的环境是有用的，至少能让企业努力去做。这是一种市场经济。”

中国碳中和进程如何？亨利对此也做了功课，并与其托普索中国的同事和本报记者进行了充分交流。

仍以SAF为例。与欧洲相似，中国民用航空局于2021年印发了《“十四五”民航绿色发展专项规划》，明确提出2025年SAF累计消费量达到5万吨的目标。截至今年6月，国内累计规划SAF产量超过155万吨/年。今年9月18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中国民航局在北京启动SAF应用试点。9月19日起，国航、东航、南航分别从北京大兴、成都双流、郑州新郑、宁波栎社机场起飞的12个航班将正式加注SAF。

“我觉得中国的工作计划性很强。你们的五年规划是很好的推进方式，令人印象深刻。”亨利说。

新能源的发展：因地制宜，因时制宜

尽管追求碳中和的目标相同，但各经济体采取的发展措施却并不相同。亨利认为，政策制定存在差异，本质上是因为绿能在各国具有不同的战略定位。SAF是这样，氢能、生物质燃料、可再生能源等其他绿能亦是如此。

就美国而言，得益于天然气资源禀赋，现阶段发展低碳的蓝氨、蓝氢以及二氧化碳的捕集、封存与利用项目是主流。马拉松等传统炼油企业也在依托托普索制造生物柴油，并开始制造基于脂肪和油脂的生物航煤，目前正在运行的装置大约有20套，到今年年底产能将会达到400万吨。不过和传统化石能源相比，炼油厂转型产出的生物航煤、生物柴油整体量非常小。

亨利告诉记者，美国履行脱碳承诺的决心从未改变，但路线可能更倾向于“减碳”而非“绿色”，目前发展脱碳相对较快。

作为一家在欧洲、北美、亚太地区都有业务覆盖的跨国公司，托普索对这些地区国家的能源转型情况有较为深刻的了解，主张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。亨利表示，在低碳领域，托普索拥有全面的技术储备，但在不同时间段侧重点不同。

据了解，此前，托普索已经在丹麦建造了世界最大的高温固体氧化物电解槽（SOEC）生产工厂，产能达到500MW，可扩展至5GW。今年托普索又宣布在美国建造一个1GW的电解槽工厂。同时，托普索在全球还参与了若干大型绿氨和绿醇项目。

“除了绿电、风电、光伏以外，我们需要各种能源并行存在，包括核电、SAF以及传统的化石能源。我相信，传统油气行业到2050年时依然会继续存在，只不过是脱碳后的。从灰到蓝再到绿，这个路线是确定的。”谈到新能源的未来，亨利认为，“现阶段新能源应当成为能源转型的增量，而不是与化石能源非此即彼的选项。”

托普索的努力：凝聚智慧，推进合作

 “合作共赢将是应对当前气候问题的最优解。”亨利谈道，“在SAF的应用推广上，开展全球性的合作尤为必要。”
    作为全球SAF领域的技术引领者，托普索每年都会围绕SAF、降碳等主题在全球各地举办论坛，邀请各国的生产方、消纳方、政策制定者参加。就在前不久，托普索在丹麦举办的论坛上，就请来了波音、空客等飞机制造商，共同探讨从技术的角度如何帮助航空业脱碳。

在中国，过去的40年里，托普索与中国客户签订了100多项工艺包合同和1000多个催化剂合同，拥有牢固的市场基础。近年来，托普索先后与水木明拓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日产1800吨的动态绿氨技术合同，以及与广西宏坤生物质能源公司合作在广西钦州建设一套年产30万吨的生物燃料工厂。

对于托普索在中国的工作成果，亨利十分振奋。“托普索有信心获得更多的项目，因为我们有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技术，所做的SAF装置、可再生航煤和可再生柴油装置也是全球最多的。业主最看重的技术成熟度与工业放大经验，恰好都是我们所擅长的。”他说，“比起新建一个未经验证的项目，利用现有的先进的技术经验可以缩短企业的建设期，更快得到投资回报。”

亨利还向记者透露，公司近期已经与某些航空公司进行了深度探讨，计划就SAF达成合作。“作为技术供应商，我们自己通常不做投资，因此格外重视同上下游企业的合作。”他展望道，“我们相信，与中国企业未来的合作空间是非常广阔的。”

亨利期待中的合作不仅包括国家和企业，也包括社会公众里的每一个人。“我们需要让公众认识到：使用清洁能源是要增加成本的。还是以SAF为例，消费者需要时间去接受机票价格的上涨，以及在燃油费里为碳税买单。当然，按现在2%的SAF添加量计算，我们计算过这个价格涨幅并不大。”

“在这方面，我认为欧洲做得相当不错。在飞不同航线时，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机票碳标识。”亨利说，“据我所知，中国和美国也开始慢慢往这个方向走，引导消费者选择低碳排放航班。”